从文字形体和书法看“浙大简”

《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已经正式出版了,它没有像上博简、清华简那样,一经出版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唯一共同之处,就是对其真伪的质疑。浙大简其实对我并不陌生,早在2009年春,我就有机缘看过其中的十余枚简,发现有《左传》的内容。但仅凭这几枚竹简,还无法对整批竹简的真伪作出确切判断。去年在兰州举行的一次简牍会议上,在向曹锦炎先生询问了这批竹简整理后的内容和科学检测的结果后,我在发言中对这批竹简的真实性作出了肯定的判断。

浙大简出版后,特别是在看到邢文先生的文章后,我仔细翻阅了这批竹简,并对照已经发现并被学术界认可的楚简及其他战国文字作了一番比较,发现这批简与以往我们所认识的楚简相比,无论在用字和文字形体上,还是在书法上,确实有很多的不同。很多字不单与楚简文字用字不合、形体不合、用笔不合,而且俗体字也是目前所见竹简中最多的。这是我们最初怀疑这批竹简有作伪嫌疑的关键所在。

然而,对任何一批竹简的鉴定,在断定其真伪之前,都要作认真细致的考释,仅仅根据个人以往的印象所下的判断,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本文仅从字形及书法角度,对浙大简作出初步的考察。

浙大简作“聞”、“問”、“向”、“許”、“奎”、“守”、“觀”、“獻”等字,与楚简文字不合,但却都见于晋系文字,这似乎可以说明浙大简与晋系文字有关。

浙大简中一些字书写的笔顺也多与楚简不合,像“公”字,其笔顺与晋系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相近。第28简的“公”字,与其他写法又有不同,其笔顺很接近现代人行书的笔顺,但在上博简中已出现过相同的写法。

在武汉大学简帛帛网上,“艅艎”认为:“余粗读《浙大楚简》,发现其字体与楚简殊为不类。‘吾’、‘许’、‘赵’、‘魏’、‘者’等字秉承西周籀文体系,而楚文字则多用音韵假借为之。因四字皆源于中原,故浙大简使用其本字,而楚人传抄中原史书,方言音韵皆不同,故用他字假借,或可为证……《浙大简》的创作者当系晋人。”从以上举出的这些字例看,这位网友的意见也许不无道理。

浙大简中的“必”、“西”、“雲”、“壽”、“足”、“官”、“工”、“攻”等字,与楚简常见字不同,咋一看颇让人生疑,但查看字典,我们发现这些写法也在包山楚简、江陵范家坡27号墓竹简、曾侯乙墓简、天星观简和上博简等楚简中出现过。

浙大简中,有些字对文字的改造造成了“讹变”,像“大”、 “干”、“犬”、“虎”等字增加饰笔,再如“未”、“軍”,“陳”、“邾”等字变连笔为断笔的写法,有些与楚简不合,但类似方法在战国文字对古文字的改造中比较常见。浙大简中草书的意味极浓,以致使人难以辨识。虽然是草书,但这些字的写法前后一致,与晋国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作比较,也基本符合古文字阶段书写演变的规律。

浙大简中还有一些字的写法,与楚简文字用字不合,但与《说文》的用字或字形相合。像秦景公的“景”,楚简用“競”字,而浙大简用“景”字。“禮”字,战国文字用“礼”,而浙大简用“禮”。此外,“巷”、“臨”、“病”、“勝”字与楚简不合,“穑”、“積”等字楚简未见,却与《说文》的字形略同。许多学者都发现战国文献类竹简含有多国文字与书法的因素,这也正是战国竹简的一个特色。

浙大简中的俗体字较多,其中一些字竟与现在的许多简体字形体相近。研究者看到这种字形的存在,不能不对其真伪产生怀疑。如浙大简的“智”、“楚”、“曹”、“戲”、“粮”字的异体,在以往战国文字未见。还有一些俗体字的字形,如“罪”、“罢”、“焉”、“展”、“拔”、“辞”、“括”、“击”、“武”、“暴”等字的写法,也不能不让人产生质疑,对此我们应当予以正视。战国文字包括楚简,异体字、俗体字非常多,究竟是战国时期就有这些俗体字出现,为后代的俗体字吸收?还是作伪者根据简化字或俗体字造出了这些字?还有待于今后学者更进一步的研究。

邢文先生的文章,从书法角度对浙大简做了评价。但是,邢文先生并不是将浙大简与战国时期的其他竹简作对比研究,更未对商周时期的各种墨书、朱书的书迹到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而是用宋元人对楷书或行草书的一些书法概念和名词来评价浙大简。

比如“章法”一节,基本叙述的是竹简形制的问题,所谓章法包括一字与数字关系及行与行关系,而竹简文字每一枚简都相对独立,与金文数行组成的铭文不同,如何谈论其“章法”?“结字”一节中,所引用的中宫、上下、左右等名词,也都出自宋元人一些书法论著,其实是楷书书写的楷则。而“上下:下不承上,上不覆下”“左右:左亏右欠,不守正法”是宋代陈思《书苑菁华》才出现的托名蔡邕《九势》中的观念,其下还有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等等,一看便知是在谈论魏晋以后的行草书,且不论其为后人伪造与否,以此来衡量战国文字,也并不适合。“笔法”一节,引用了元代李溥光《雪庵八法》中的“八病”说来评价浙大简,“牛头”指作“点”时锋角显露,鼠尾指作“撇”或“竖”时笔画突然变细,包括“起笔尖头”等写法,殊不知这恰恰是后世所称“漆书”、“蝌蚪字”——即战国古文的特征,在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及一些书写较为草率的楚简比比皆是,这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书法还处于不成熟时期的特征,并不能说明浙大简的真与伪。

邢文先生的文中还提到“但不论纵式、横式,战国楚人书法多取隶势,结体多扁,横画多欹,矩度谨严。”对这段叙述,我认为也有两点可商:

一、楚简书法有没有“隶势”?所谓隶书,是“秦书八体”之一,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出土的简牍考察,隶书都是在秦系文字演变出来的。在秦简、楚简大量出土之前,曾有学者认为楚帛书“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但在诸多秦简出土后,人们对隶书的产生及发展演变的轨迹认识的越来越清楚。在论述楚简书法时,仍沿用旧说,以“扁势”为“隶势”,就值得商榷了。我曾有《楚简书法概论》(载《全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暨作品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一文讨论,此不赘述。

二、战国楚人书法是不是“结体多扁”?楚系竹简的结体与楚国青铜器铭文有一些相近之处,如曾侯乙墓简,字形结体硕长,而中晚期的楚帛书及楚简,才逐渐趋于扁形。但其中某些有晋系文字风格的竹简,如郭店简《语丛》,结体修长、“丰中锐末”或类似“垂针”的笔意,与中山王三器的铭文十分相似。所以对战国楚系的书法,不能以“结体多扁”而概之。

我们期待随着浙大简的发现及研究的深入,会对战国古文与行草书关系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本文在发表时有删节)(作者:刘绍刚 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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