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琦“人物”系列:从艺术家的故事到历史风情画

2022年9月10日下午,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第二空间推出秦琦个展“人物”系列。展览由崔灿灿担任策展人,分为4个部分,展出包括秦琦最新创作在内的“人物”系列绘画作品30余件。

“人物”系列是秦琦近几年创作的主要线索。和过去的作品相比,它们主要以人物、故事和场景为主。在风格上,也有了更为明晰的风貌,它酝酿了秦琦多年的变革,对各种艺术流派和题材的借用,浪漫主义的风景,历史民俗画的视角,现实主义的手法,立体主义、象征主义、装饰主义的语言。

“人物”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取自《人物》周刊中对人物的长篇报道、写作和刻画;二是艺术中的人物题材,对应“风景”和“静物”。

和媒体中的“大人物”不同,秦琦描绘的是我们生活里所佩服和不能小视的“人物”。他、她和它们常常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朋友和见闻,也像是日常俚语:“那是个人物”。衡量“人物”的标准,在秦琦这里可能是性格的硬朗,事情的稀少和有趣,行为的古怪和荒诞,也包含这个人的绝情的程度,酒量的大小,傲慢或是不退缩的姿态,某种过人的能力与品行。通俗解释,就是老百姓嘴里说的能人、狠人、怪人。

与新闻媒体注重严肃、客观和中立相比,秦琦笔下的人物多是轻松、幽默、主观,带有浓厚的个人评述的色彩。“人物”的故事,在秦琦的画中,某些方面既是写实的,也是写意和表现的。故事有来源,但也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的信息,秦琦需要在这个相应的框架之内,主动地去发展比喻、联想、夸张:从胡志明联想到东南亚的季风,从“星星画会”的启蒙联想到文明的先知,将一场争执比喻为袋鼠的战争。

在艺术上,秦琦的人物画,和过去的艺术史中的“人物”也全然不同,相比中世纪多是描述圣经里的人物,古典主义多是权贵的肖像,现实主义指向普通人的阶层,现代主义注重人物的形式。秦琦并不在乎这些流派中的立场,而是通过对它们语法的混合性使用,改变传统人物画中题材-主题-表达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物 ”不再是为“题材”和“形式”服务的,如何创作“人物画”成了和主题、观念同等重要的事情。秦琦更关心的是“人物画”本身,关心“人物”在绘画中的位置。如何在画中创造人物?如何构成了主题?又如何通过对主题的叙述形成独特的风格?

或者说,秦琦并不忠于绘画“外表”的真相或是故事的本质,而是忠于一种更为深层的想象,这种想象事关绘画的本质:对人物的构思和想象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媒介,也是一种激情,一种雄心,一种生成绘画的方式。

于是,这组全新的人物系列,既是对绘画史,“人物画”生产机制的思考,也是对日常故事、民俗题材、个人想象、艺术风格如何铸就人物画的语法的讨论。秦琦以轻松、幽默、尖刻的方式,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让观众在恍然大悟之后会心一笑,重新触发对“人物画”这一古老命题的功能和价值的当代思考。

这些画作往往来源于某个耳闻的故事,某次对话中对主人公的性格、经历的想象。但它们也仅仅是灵感的来源,秦琦需要重新加工、编排、组织,一一设定情节,以贴合艺术史中的某种风格或是某个经典的场景。展览以一张画廊女孩的人物画开篇,画中拉动的大提琴,为整个展厅奠定下充满韵律感和戏剧性的故事节奏,像是奏鸣曲的乐章,洋溢着人物和故事的欢快、幽默、悲喜、讽刺和梦想之间。

《兴杰和他的静物画》将视角从人物拉回画室和画家的身份,拉回绘画,这些“人物画”是怎么创造的?人物如何转换成人物画,画中的故事和题材,形象和形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赵小佳》揭示了人物画中的自我隐喻;《老人与公子》呈现了秦琦对于老友张离的性格想象;《泉》虚构了生于30 年代的老画家靳尚谊和90后艺术家张季之间的故事,杜尚的“泉”成了双关语,在此之间两种艺术价值、观念,两种艺术家的“人设”,隔着几代人的巨大差异。

在另一边,《张玥的故事》讲述了艺术家张玥的一段传奇经历,这段经历被秦琦描述成历史风情画里狩猎者和飞鹰、狮子之间的故事。两只袋鼠,两个艺术家(赵刚、陈文波)的冲突,秦琦以两种戏剧化的方式,组成了另一种相互补充的人物故事。这个单元中的作品,交待了秦琦人物画中戏剧和讽刺画的传统,像是连环画的叙事结构,又有着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它们指向关于人物画中的核心:如何塑造主角的形象,如何将显现隐藏在庸常故事中的“可能性”和“想象性”,变成扑朔迷离的艺术色彩。

这个单元由三个小故事组成,它聚焦于秦琦对于相同人物的反复描绘,对于类型化故事的处理。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朋友的故事。“光哥”是秦琦的好友,也是足球队的队友。他们总是在比赛结束后喝上一场酒,小酌在他们的酒局中很少存在,光哥的豪爽伴随着伶仃大醉。散场后,总有几个人彼此搀扶着,一步一踉跄地走在夜色之中。这样的夜晚,在秦琦笔下成了两种故事,一个是样式主义里的对身形的夸张刻画,人物孤立于背景;一个是浪漫主义的笔调,在上海华灯下的外滩,一行人游荡在幽蓝和明黄的夜色下,城市浪漫的气息笼罩在每个醉酒人的心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艺术运转的故事。郑林作为一位知名而又重要的画廊主,在三幅画作扮演了三个角色。三种“人物角色”的设定,源于秦琦和这位画廊主交往时的听闻和感受。三张作品分别是在曼谷起家的“郑林”,在麦田里耕作的“郑林”,有着中国本土色彩的“郑林”。在其中一件巨幅作品中,这位画廊主在一个有着东南亚殖民地色彩的宴会上,与客人们在花环下杯酒交错,尽享夜晚的季风,华丽的晚宴和艺术;另一张,画廊主变身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人物,皮帽、花鸟画、砚台、瓷瓶,上一张浓郁的国际风情转化为本土民间美学的色彩。三种形象或许来自于秦琦的三种猜想,他一方面将人物的遭遇作为底色,另一方面又以戏剧化的方式进行虚构式的夸张,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的手法,将故事、场景、形象和语言进行糅合,以彰显绘画自身的魅力。

胡志明系列是他延续至今的题材,这样的画作有10幅之多,我们选取了其中一张两种“名人”的结合,穿着军装的“胡志明”站在“高更”的海岛风景画中。这样的并置和融合关系,同样出现在对“马云”的刻画中,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回到历史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时代,穿着阿拉伯服饰的马云依偎在骆驼旁,遥远的丝绸之路成了对现代物流帝国的隐喻。

光鲜和暗淡总是人生的两面,这在秦琦的人物画中尤为明显。新闻里的庞麦郎唱着时尚的滑板鞋,舞台上的他像是一个华丽的阿拉伯贵族,在装饰主义的宫殿里,两位执权杖的人守护左右;而在另一边,出生于陕西的他,踩在沉重的、满是沟壑的黄土地上,滑板鞋磨出的只是尘土,脚下只是难以改变的底色。

或者说,无论是马云,还是庞麦郎都算是人生的胜者。他们的理想总能照进现实,而那张坐在月亮上的人,或许是人生故事的最好写照:在都市高楼中,宁静无人的夜晚,孤独的人带着兔耳朵,想着成为人生最好的扮演者。

“历史风情画”系列是秦琦近几年创作中最显著的特征。在这些画作中,“纯正的油画”变成了一种民族风情,它是舶来品,当地画家通过对它的改造,以更贴切地记录当地风土人情的工具。“地域性”既消解了油画来自西方的膻味,又赋予它另一种土气,也因为这种土气,被正统西方油画视为一种“行”。

印度风情、西藏系列成了这个展厅的主调。那些民族化的服饰,喧嚷的人群,繁杂的衣纹和褶皱,缤纷的色彩,激起秦琦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既来自于“油画”对于画家审美取向的塑造,又来自于那种强烈的陌生感、异域感给予创作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样,“异域风情系列”是对中国油画本土化的一次漠视和反讽。秦琦借用了这些并不属于中国本土的风貌,重新反思“油画民族化”的历程,当绘画作为一种普世工具时,它的取材和对象,是否能决定绘画的品质?“民族化”和“后殖民”作为一种竞争的策略,是否真的可以视为是艺术的一种进步?

或者说,秦琦的“历史风情画”,以自由地使用艺术史语言的方式,打破历史,打破艺术流派的藩篱;以异域风情的方式,反视本土的“风情”,以脱离国别、民族、地域和空间上限制。“历史风情画”系列,给了我们理解秦琦的绘画观念的密钥,“人物画”在秦琦这里既非现实主义主题和故事的揭示,也非象征主义中对内心和理念的歌颂,也不是借用“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改造,以完成对于自我的确认。这些不同流派之间的主张和对峙,在秦琦这里变成“无所不用”的资源,以达成“人物画”的无限开放,成为自由的术语,拓展绘画人物史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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